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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債不還，僅憑微信聊天記錄截屏一審敗訴，二審判決亮了。

分類：新聞資訊發布時間：2023-06-20 10:10

案情

2022年4月22日，以駕駛自購機動車提供運輸服務為業的王某向某縣法院起訴，稱張某于2021年1月6日雇傭王某為其替班運輸送貨，往返于樂陵、塘沽、天津等地。截止到送貨結束后，王某多次向張某催要開車送貨的勞務費，張某均以各種借口理由拒絕支付。自張某雇傭王某起，雙方一直使用微信聯系，有微信截圖為證，但后來張某下落不明。王某向法院起訴請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工資款 5000 元及逾期利息；2.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法院查明：張某曾雇傭王某從事送貨工作，王某按照約定送完貨后，張某未支付給原告勞動報酬。王某為證明自己的主張向法院提交微信聊天記錄截屏一組及運費單據影印件、過泵單據影印件予以證明。法院受理后，被告張某未到庭參加訴訟。

裁判

法院審理認為，原告王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運費單據影印件、過泵的泵單據影印件，僅能證明被告張某曾經雇傭原告王某從事過送貨工作，但不能證明送貨的單次價格、原告代被告交納的泵費及違章罰款的數額，即張某欠王某勞動報酬等具體數額沒有得到張某的認可；且從微信聊天記錄內容綜合來看，沒有充分顯示被告所欠原告主張的 5000元，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故對王某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0元，由王某負擔。

一審判決后，王某不服，向二審法院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日常社會生活經驗，即使王某能夠證明其與張某存在勞務合同關系，王某也沒有能力證明張某確實拖欠其工資。就是否支付工資的證據，支付工資一方更有優勢提供，被上訴人張某應當就其已經支付全部工資負責舉證，否則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遂終審判決：一、撤銷原判；二、被上訴人張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支付上訴人王某勞務費5000元。

評析

筆者贊同二審法院改判張某支付王某勞務費的意見，理由如下：

一、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它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供證據進行證明的責任。具體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兩層含義。

其一，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供證據的責任。

其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當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依法負有證明責任的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從行為和結果雙重含義上來界定舉證責任的內涵，對于提高民事審判效率，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一規定確立了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即我們常說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但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

三、在本案中，上訴人王某訴請法院判令被上訴人張某給付5000元勞務費，其待證事實有兩點：一是雙方之間是否存在勞務合同關系；二是被上訴人是否拖欠上訴人勞務費用5000元。綜合分析上訴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運費單據影印件、過泵的泵單據影印件，能夠證明被上訴人曾經雇傭上訴人從事過送貨工作，亦即一審對上訴人、被上訴人之間存在勞務合同關系予以認定，但對于被上訴人是否拖欠上訴人包含勞動工資等在內的勞務費用，由于上訴人的市場風險意識不強和受當地行業結算慣例等因素的影響，上訴人為被上訴人開車從事運輸勞務后，未要求被上訴人就所欠勞務費出具欠條，現讓上訴人舉被上訴人的欠條為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情況下，簡單地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以上訴人舉證不能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對上訴人來說是顯然不公平的。

本案中，由于被上訴人經一審和二審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并不影響案件繼續審理，應視為被上訴人對其陳述、答辯、舉證、質證以及辯論等民事訴訟權利的放棄。在上訴人已經盡最大能力履行了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后，案件事實仍然真偽不明。此時，根據現代證明責任分配的理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凸顯出來，即證明責任發生了相應的轉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的規定，被上訴人作為負有給付上訴人工資義務并主張權利消滅的一方，應對自己反駁上訴人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即對其是否付清上訴人勞務費用的事實主張負有證明責任。被上訴人要證明自己的反駁意見成立，最好也是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拿出上訴人收其勞務費用的收條或者其發工資、給付相關費用的相關微信轉賬記錄證據，與上訴人對質。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可以確信被上訴人是有能力提供收條、工資單或者微信轉賬記錄證據等支付憑證的，只是舉此證據對質顯然對其不利，被上訴人不愿出庭而已。由于被上訴人沒有舉出證據證明其付清上訴人工資款等勞務費用的事實主張，應由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支付上訴人勞務費5000元。

綜上，筆者認為應當由被上訴人(原審被告) 張某就其已經支付工資負責舉證，否則，應支持原審原告(上訴人)王某的訴訟請求。故本案二審改判的意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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